客服:微信(EUROPEMANN) (工作日8:00-17:30)

首页 >新闻 >中欧新闻

香港本土主义是什么:英国人埋的炸弹,以及自我中心的狭隘

2020-05-22 20:45:01 | 来源:老囧曾看军事 | 阅读:684

原标题:香港本土主义是什么:英国人埋的炸弹,以及自我中心的狭隘

香港岛在1840年后就成为殖民地,而随后陆续扩大到九龙、新界和周边岛屿。应该说,香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殖民地史,然而这种历史的解释就十分复杂。

1843年,《南京条约》尚未完成换约之际,英国人就以女王的名义发布了《英王制诰》,规定香港为其“直辖殖民地”。《英王制诰》的内容规定了香港殖民体制的主要特点,包括港督集权制,香港总督同时是立法局和行政局的主席,其拥有重大政策、决策、条例的最终批准权,总督可以任命局 、委员会和各部门的官员,对布政司 、财政司 、律政司等高级官员的任命,港督的意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港督还拥有对所属官员停职 、免职 、纪律处分等权力。港督还是名义上的驻港英军三军总司令 。香港总督强大的行政权事实上也奠定了香港未来150年的政治框架,立法局、行政局仅仅是港督下属机构而非三权分立的一部分。

英王志诰

因为英国人始终是香港社会的少数人,加上香港的战略地位其实不高,因此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事实上并不那么深入和强大,而且,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对于香港的华人社会控制都很弱。直到香港沦为殖民地100多年后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也没有限制内地居民在香港的自由流动。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港英当局仍然广泛地依靠中国法律——《大清律例》——来处理华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因此,英国长期相对较弱的殖民统治并没有影响主流华人社会的身份。香港普通人对自己的华人身份没有异议,而本土派知识分子则与祖国的反帝反殖民运动高度联系。1919年的五四运动,香港市民和知识分子也同样上街游行,教师在教室中向学生慷慨激昂地传播爱国心。知识分子、劳工阶层的运动则相应地加入其中,不断推动以“救亡”为主题的青年社会运动。百年之前,香港青年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

20世纪初的香港

对于这种反帝运动,港英当局自然十分警惕。他们依托华商阶层读经尊孔,以平衡“新文化”,避免华人社会形成合力,动摇港英当局的统治。不过即便是强化传统性的华商,本质上对于自己的华人身份也不持异议,只是相关认知还较为传统。

到了1941年12月,日本对香港发动攻击,在香港的英军迅速溃败。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少港人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而到了50至60年代,左翼思潮对香港也形成了冲击。家国观念的出现让华人运动更加有力,1968 年的“将中文列为官方语言”的运动,1970年的“保钓运动”、海外知识分子回归运动,都显示了香港人通过青年社会运动“反殖”、“反帝”,强调自己华人身份的特征。作为身处近代化、现代化前沿的香港人,确实比内地更早接受了现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从左派到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香港华人社会的观念现代化觉醒有着更为丰沛的资源,香港高度同质的社会则形成了更为可观的潜在集体行动能力,这些都是港英当局极为担忧的。此时香港本土意识开始萌芽,但整体上的反帝倾向使其仍然与内地的命运紧密联系。

1967年

但是港英当局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办法,港英当局不会将自己置身于冲突的第一线,借力打力才是始终处于少数的英国人最擅长的。50年代以后香港接收了大量内地移民,而祖国内地则是存在着意识形态分野的,此时英国人的收留使他们对殖民秩序较为认同。因此意识形态之争形成的与内地的差异成为一种本土主义的思想根源。此外,70年代香港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水平显著优于内地,这也构成了本土意识的另一种“真实”的基础。

60年代的香港

借助这两点,港英当局顺势推出了一系列改革计划,主轴就是吸纳华人力量进入香港政治层面。一方面港英当局设立各种各样的咨询委员会将代表多元化社会力量的各路精英网罗麾下,另一方面通过委任制 方式对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参与诉求进行有序吸纳。在麦理浩时期,香港则获得了更大范围的资金投入,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经济发展水平都有显著的提升。当然,这不是关键的,关键在于港英当局强化“工商属性”和“行政属性”,塑造香港人只关心经济利益而不关心社会公共领域的习惯。而这种模式其实要早于改革的出现,事实上英国培养的香港知识分子始终缺乏足够的政治认知,专业技术有余而战略认知狭隘。香港社会的主流文化内核事实上也是被英国人雕刻过的文化,缺乏真正本土文化的温情的利己主义。此外,港英体制下港督的权力仍然非常大,华人的咨询委员会本质上仅仅是个沟通渠道,与民主事实上没有关系。此外,为了避免香港华人左派力量做大,港英当局也开始树立一种普遍的、从媒体到学界对内地进行批评的政治正确,而对于左派媒体,英国人并没有让他们享受新闻自由。

1979年开始,随着租约即将在1997年到期,英国与中国开始了香港主权谈判,并到1984年发布《中英联合声明》,确定1997年7月1日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恰在此时,英国对香港的民主进程突然提速,到彭定康时期,他打破了持续150年的行政主导制度,1993年起港督不再担任立法局主席,并开放区议会、立法局直选。彭定康作为保守党党魁,他的做法反而让英国在压制香港民主150年后成为“开启民主之人”。此外,港英当局也利用内地的一些历史事件,塑造意识形态对立。这几把刀子挥动的结果恰恰是,唱衰一国两制成为香港媒体的习惯,与内地的对抗而不是合作成为常态。可见,躲在背后的英国人城府之深。

1995年的香港

在这种背景下,香港的本土意识开始大范围与内地撕裂,内地变成了一个“他者”。在激进本土派那边,内地是“落后”的,而西方代表着文明和“进步”,因此被英国人殖民好过回归;内地是香港自由法治繁荣的“剥夺者”,而英国人则是“给予者”。这些观念事实上在历史上根本站不住脚,但是本土派就说这么先入为主思考的,他们需要一个“邪恶”的他者来强化自身的身份。

在回归以后,这种意识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愈演愈烈。所有内地与香港的互动都被本土派视为“入侵”,从经济上的内地采购、自由行游客,到国民教育,再到中央依据《基本法》的合理行动,都被本土派视为“入侵”。这点在青年人中尤为普遍,“恋殖”这类虚无的情感反而成为主流。罗永生写道:“在香港公民运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严重欠缺整理及反思的状况下,一般人对香港主体性成长的历史认识往往非常薄弱。香港人遂容易自我想象为浮游于各种即食的意识形态之间,失掉了反思性的主体自觉。而这亦是最近族群主义的神话式历史观可以横行无忌的原因。”同时,这种认知还得到了一些本土政治力量和外国势力的支持,这就是香港高度开放环境下极为复杂的政治生态中长时间隐蔽着的一股力量。

各类行为艺术

所以并非香港人不接受内地发展带来的不平衡,而是香港青年中的盛行的粗陋本土主义认知。香港青年中盛行的这种缺乏基础的本土意识也带来了极为莫名其妙的行为,同时事实上他们这种欠缺也导致这种意识只是作为西方文明极为粗浅的教条跟随者,无力与西方文明进行平等对话,同时又整天以一种自我中心的狭隘试图对东方文明进行审判。光怪陆离的本土主义表现其实反映了其认知的羸弱,但是要变,也需要香港人自己付学费。

欧洲中文网公众号二维码

更多服务,搜索关注欧洲中文网公众号(欧洲中文网,ID:Europacn_com),微信小程序和欧洲中文网APP